盛放

　　生命平静惯了，一次的盛放便消耗掉所有的能量

　　我是这样一名男子：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然后晨跑、早餐、工作；12点午餐，再工作，晚上5点晚餐，餐后有片刻的休息，偶尔会去看电影。

　　每天单调地生活，但我很满足，对我这样平凡的一个人——相貌平平、囊中羞涩、身无所长——生活已待我不薄。我没有高远的理想，只要有一个平静的家，漫漫人生这样走下去，再平庸的结局我都接受。

　　这样的性格是适合做教师的。上天如此安排，我也安然接受：在一个小小的中学，我是一名语文老师。

　　每天下午去办公室，我会穿过篮球场。那个时候篮球场空无一人，太阳寂寞地照着，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，想像学生投篮时的呼哨。晴空如此蔚蓝，太阳如此温煦，我想生活是美好的。

　　生活是美好的，不打破这美好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小小的、凡俗人的理想，应该能够实现。

　　生活日日流走，我不知疲惫地穿行于宿舍、教室与办公室之间，不知世上是何日。但总是不断有人捎来外界的消息，诱惑鼓励我——一天，原来的老邻居刘姐打电话来，说受我家人之托，为我物色了一个女朋友，晚上7点在家里见面。电话里她的口气不容置疑。我苦笑，心里却没有太强烈的反对。27岁了，我不得不走到这一步。

　　晚饭只有5个人。父母坐对面，刘姐坐在那个女子的右边，我在她左边。她该很年轻，白白小小的脸，童花短发，羊毛长裙，一身素净。刘姐说她叫李怡文。怡文怡文，美丽而贞静，我愿意携她的手。

　　饭后我们沿着长街散步。晚风乍起，吹动她的裙摆与短发，而她双手交握着，不为所动。不为晚风所动的女子，我心里感叹着。黄黄的街灯将我们的影子拉长，两个细瘦的影子在地上接触，十分稳妥地亲近着，像是两个熟识的人。

　　我的话不多，她也不怎么说话，我心里是喜欢这沉默的，沉默之中有种静静的淹没，我陶醉了。

　　第二年十月，我携着怡文的手，步上了红毯。彼时她刚满22，而我已经28，心里开始有淡淡的沧桑。但新婚的喜悦多少平复了我起伏的心情。至此，我有了自己的家，生活安定，我再也不欠缺什么了。

　　再一年我们有了小孩，是个女儿。生育后怡文不复丰满，开始无可遏止地削瘦。新做母亲的人是焦躁的，她每天抱着小宝，不知该如何让她停止哭泣。只是起劲地哄着，哄到连自己都跟着一起伤心。她每每求助似地望着我，我只能苦笑，忙着洗尿布——我们原是不懂如何做父母的人。有了小宝以后，我们夜夜难以安睡，她总是在我们刚进入梦乡时开始哭泣，怡文被吵得烦恼不堪，有时会下手打小宝，但总不能下重手，不到周岁的孩子没错，错的是我们。

　　我开始早起，由原来的6点提早到5点，匆匆洗脸，然后离家。关门的时候我总听到小宝细碎的哭声。生命何其残忍，是否一个生命的新生总必须伴随着另一个生命的衰竭？

　　在教室里我找到暂时的平静。这时已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，我迎来了一批新学生。他们热情、张扬、充满生命的活力与斗志。有时候在上课的间歇我会有片刻的恍惚，学生的眼睛晶亮，他们的身体崭新，而我的眼已开始灰暗，肌肉开始松弛，三十而立，而我却走向下坡路。

　　家里仍旧吵嚷，只是小宝已学会安静，而怡文却由沉默转为抱怨。做你的妻子真累，她说。做母亲真是受苦，她说。做儿媳得不到公婆的关心，她说。她不满意自己的角色，发泄似地骂人。我望着她的脸，很心疼。怡文不再是那个沉静的少女，而我，竟然也在成家立业之后开始颓败。

　　早出晚归，我不得不选择这样一种逃避方式。

　　“鲁迅的文章是好的，”我说，“他有一篇写实的小说非常精彩，叫做《伤逝》。你们看看，会了解一些真实的生活，以及——”我顿了顿，“以及真实的爱情。”台下哄笑，我也笑了。时值今日，学生们仍旧对这个问题敏感，但我想，即使他们看了《伤逝》，也未必理解爱情无法附丽于生活时所必经的痛苦。

　　课间我在走廊外看天，点了一支烟，沉浸在烟雾缭绕中。天很蓝，太阳也很明亮，但在层层烟气之中，我却感到暮色沉重。

　　“老师，能和我们谈谈《伤逝》吗？”是清脆的女声。我回头，两个女孩子，一个叫李黎，一个叫杜明。我摁熄了烟，笑笑：“你们感兴趣吗？我以为今天的中学生都不看鲁迅。”

　　李黎顽皮地昂头：“老师小看我们了。”我又笑，却看到杜明的眼睛，沉静但又霸道，我心里一惊，这双眼何其明亮。杜明开口了：“老师，你讲《伤逝》时调子低低的，像在讲自己。”我避开她的眼睛，回答得似是而非：“是吗？”

　　一次的作文题叫《这样一位老师》，杜明又让我心惊一次。她写道：“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群，孤独看书、吸烟、散步。从不和人交谈。我知道他是不快乐的，幸福的男子不该有忧郁的气质。”我甚至有些愤怒，原来一个少女便可洞悉我的心事。看完杜明的作文，我拼命吸烟。不该是这样的，我原本是个幸福的男子，安于平静的生活，有可爱温柔的妻子，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但如今一切都似乎不复存在。生活竟然将我逼到这样困厄的地步，不该是这样的。

　　自此，我上课开始不大自然。下面有双锐利的眼睛，我怕显出自己的晦暗，不得不躲闪。课余也不敢呆在走廊上，就着十分钟，从教室走到办公室，再从办公室走到教室，不辞劳苦地——我竭力平静自己。

　　但杜明却成了魅影。我无法不去关注她。她有这样明亮的眼睛，这样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这样乌亮的头发，见我的面，会斯文地叫我老师，我无法不关注她，我想自己在堕落。

　　我的心在学校偷偷地越轨，开出花朵，回到怡文身边，这花便开始凋谢。怡文在带孩子的过程中，学会使性弄气，常常在我备课的时候，冷冷地来一句：“再辛苦又怎么样？一样爬不上去。”我心虚地保持沉默，这个家太压抑了，就让她发泄在我身上。夜半时我接触到她的身体，冰凉、干瘪、僵硬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落在她的脸上，其实她的眉目依旧挺秀，嘴角仍然有漂亮的弧线，只是瘦，脸上烦恼驱之不尽。这个时候，我总是十分惭愧。

　　惭愧是一种重负，也是一种责任，我试图逃避。我开始渴望见到杜明，杜明的笑容，杜明的身影。她是这样年轻，我以为在她身上可以重得青春活力。第二个学期，我换杜明作了科代表。每个周末，她就抱着全班的作文本往我办公室跑。“老师，都交齐了。”她总是这样说，嘴角有浅浅的笑意。然后我们开始交谈，由浅开始，慢慢深入。和杜明谈话成了我周末必备的功课。等到黄昏时分，我们便一起走出校园。这个时候和女学生在一起是不妥当的，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与别人相干。杜明总是问我：“可以告诉我你的故事吗？老师。”我怎能拒绝，然而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，我的烦恼并非源自一场受伤的爱情，而是千疮百孔的尘世。我这样对她说：“你不懂，你不懂。”她站定，看住我。语气坚定一如她的目光：“我懂。”后来有一个傍晚，她就这样坚定地握住了我的手。那是深秋的一天，落叶纷纷而下，太阳正渐渐退去，大风从衣领子里灌进去，一阵一阵的寒气自外向里，而杜明却温暖地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我懂。”

　　我的心在那个秋天，在那所小小的中学，盛放。杜明就在远远的那一边，微笑着，赞叹着。我自此明白，原来一个平凡的男子的生命也可以是起伏的，可以是灿烂的。

　　怡文似乎已在我的生命里远去。每天回家我吃过饭，便扭开电视，漫无目的地索台。电视机的声音伴随着小宝的哭声和怡文摔盆打碗的声音，我非常厌恶。行至这一步，我不知道如何对她开口，也不知道如何对杜明说她的将来。杜明一天天成长，渐渐逼近离校的日子……怡文日复一日做同样的工作，木着脸，毫无表情……我不知道如何选择。

　　生活自动给了我一个选择。杜明在应届高考时成绩出奇地好，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学。整个暑假我们没有见面，她忙于应酬、庆祝、准备出发，怡文做晚饭时，我常常透过窗玻璃看那条灯火通明的长街，想像两个人携手时的情景。我想念杜明。

　　杜明没有和我说再见。新学期开始时，我接到李黎打来的电话：“杜明让我告诉你，就这样算了吧，她说你会明白的。”我静静地说：“好。”这也许是师生恋最好的结局，不必有离别感伤与牵绊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

　　我再次走回生活的轨道。开始恢复惯常的作息：6点起床，然后晨跑、早餐、工作；12点午饭，再工作；晚上6点晚饭，晚饭后坐在家里扭开电视，漫无目的地索台，10点半准时睡觉。我的家日渐平静，不再喧嚷，怡文已成了彻底的家庭妇女，月底找我讨工资，精打细算地过活。小宝已三岁，会追着欺负比她小的小朋友。我则是盛放后的疲倦，生命平静惯了，一次的盛放便消耗掉所有的能量。这能量多少留了些余烬，勉强可以烘暖我的妻子、女儿。此后，平静如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