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4月的一天，我在江西省邮电学校作心理讲座。结束前，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
世上最重要的人是谁？
那就是——“我”！
静默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一片掌声。
我接着解释说：因为只有“我”的感受才能决定“我”的心境；只有“我”的行动才能改变“我”的处境；只有“我”能够真正对“我”的行动负责。
心理学家们把独立性、果断性、坚定性和自制力列为个人意志的四大优秀品质，而独立性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。它是指一个人不屈服于周围人们的压力、不随波逐流，而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与信念，独立地采取决定、执行决定。它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不是依赖于别人的言行。
缺乏独立性的人，往往被别人的言行所左右，人云亦云，没有主见。一旦遇上困难，他总是期望着别人能够为他承担责任。
倘若别人不愿承担这份责任，那将出现怎样的情景？
1998年4月30日，阿莲第一次拨通我的心理热线。
这天是她给吴小军（化名）一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。“晚饭之后，我Call他（要求见面），他又说自己要执行任务，说改在5月2日再见面。”
阿莲从小在北方长大，读高中时随父母一起迁居到了南方某市。作为一个干部家庭中的独生子女，阿莲一直备受宠爱，成长道路也是一帆风顺。中专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在一家银行的储蓄所工作。
上班不久，阿莲认识了吴小军。他是储蓄所附近派出所的所长。“几次交往之后，我喜欢上了他。可他比我大8岁，早已结婚成家，并且有了一个5岁的儿子。当时我只想和他做一般朋友，或者说是比一般朋友更要好一点的朋友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‘第四种感情’。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。最初的亲近总是让我怀有负罪感，对他，对他的妻子和儿子。因此，除了亲吻和拥抱，我一直拒绝与他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。”
然而，在他们认识4个月之后的1997年6月，阿莲终于没能坚守住最后的防线。“他说：‘做爱之后，你会更爱我。’事实确是如此，从那以后，我真的很想跟他一辈子。”
为了这样的愿望，阿莲付出了血的代价。1997年8月，她独自走进了医院妇产科的大门，在手术器械冰冷的碰撞声中做完了人工流产。随后不久，阿莲又被诊断出患有淋病。“原来就在他与我相好的同时，他还有过嫖娼经历，因此他把淋病传给了我。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，我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治疗淋病，期间又流产过一次……”阿莲说到这里，声音开始湿润了，“我现在瘦得不像个人样，1米62的个子，只有41公斤，而且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你说，我所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！”
可新年一过，吴小军却提出与阿莲分手。在两人多次争吵之后，阿莲把这事向吴的妻子和盘托出。“她似乎早已得知，不但没有责怪我，反而用一种平静得让我受不了的口气问我：‘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。’当时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但是，后来我提出的要求，他们却不肯答应。”
阿莲的要求是——“我只希望他能对这件事给个说法：要么，他离婚之后跟我结婚，哪怕结婚之后再离婚都行；要么，他不离婚，就另外给我找一套住房，养着我。”
事情就这么公开化了。阿莲的朋友劝她说，让吴小军拿出一笔钱来给她调养身体，这事也就算了。阿莲的母亲甚至说了一个数目：5万元。“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多少钱，而且，我总觉得，让他拿一笔钱，这对我们的感情是一种玷污。我只想要他多花点时间陪陪我，让我走出这段孽缘。可他却说：‘我老婆不同意。’他总是拿他老婆来压我，我不服气。”
在这段反反复复争吵的日子里，阿莲的工作接连出了几次差错，几次挨了单位领导的批评。1998年3月，阿莲所在的银行实行双向选择，阿莲得知自己有可能被安排到郊区的储蓄所去上班——“我不想去。离开家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生活。”阿莲认为，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她与吴小军之间的“第四种感情”已经尽人皆知。“不怪他怪谁？他既伤害了我的身体，又伤害了我的心理，而且让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。有时候，我真恨不得一刀把他捅了！”
这是阿莲第一次流露出杀人动机。
我在表达对她的同情之后，跟她说：“从这一段经历，你已经知道，所谓‘第四种感情’是多么不稳定的东西。我总觉得，世间的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过去的经历给你、给他带来的伤害，就是你们为‘第四种感情’所付出的代价。既然你已发现他是如此地不负责任，既然你希望走出这段孽缘，那么，你为什么还要经常约他见面？”
“从心底里说，我希望摆脱他的影子。可是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我一个女孩子，如今又是身体有病、心情不好，而这些都是他带来的，他当然有责任陪我度过这一难关……”
阿莲要求每周至少见两次面，吴不同意。阿莲便使用了威胁的口气：“否则……”但她并没有把话说完，只是给了吴一个月的期限，让他考虑之后给她答复。
转眼就是5月2日。这天夜里，我接听了6个咨询电话，却没有阿莲的消息。临睡之前，我还想，阿莲和吴小军是否见了面？在这样的关系中，见面又会有些怎样的情况？倘若吴能如阿莲所愿，多花点时间陪陪她，她又怎能走出这段孽缘？倘若吴迫于压力与她见面，那么见面的结果只会是让彼此遭受更深的伤害。阿莲宣称自己甘愿做吴一辈子的情人并且是被他供养，这种依附心理已将她与其它解决问题的希望隔离开来，我又能为她做点什么？
16天之后，我终于等来了阿莲的电话。从晚上10点05分到10点35分，我们通话的半个小时里，阿莲的情绪一直很激动。“他一点机会也不肯给我！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！我今晚就想把他杀了！我想好了，杀了他，我还要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，让他做鬼也不能再风流！”
“你有能力杀了他吗？”我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来让她的注意力得到转移。
“我已经买好了炸弹。”
“你们那里能买到炸弹？”
“上个礼拜我到越南去买来的。”
尽管我不能十分肯定她所说的是事实，但我心里的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阿莲告诉我，5月2日夜里，她与吴小军见面时，她是带了刀片去的。“就是那种裁纸用的格子刀片。我一直握在手心，最终没敢亮出来。回家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巴掌已被割得鲜血淋漓……”
那天的见面很不愉快。具体的经过，阿莲不愿多说，总之是吴不同意每周见两次面，而且说了一些态度强硬的话：“像你这样的态度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！”“就是我跟老婆离了婚，也决不会跟你在一起过！”“不要老是威胁我。反正事情已经闹大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！”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坚决拒绝与阿莲见面。有一回，阿莲拨通了他的手机，问他在哪里，他没好气地回答说：“我在街上洗眼！”阿莲解释说，所谓“洗眼”，意思是看过阿莲之后眼睛不干净，需要再去看别的女人来“清洗”眼睛。
“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！”阿莲说，她是抱了最后一线希望来拨打我的热线，希望我能给吴去个电话，劝说他重新与她和好。
“电话我可以打。可是如果他不愿意和好，我也不能强迫他。心理咨询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对方的选择，就好像我并不赞同你们继续做情人，我也不可能要求你就去爱别人一样。”
“我就是要做他的情人！我不想也不可能去找别的人！”
“既然这样，那么，你要先答应我：第一、今晚不要采取极端行动；第二、我这几天给他和给你打电话的费用要由你来承担，等事情结束之后，你把钱寄给我，好不好？”
“可以，”阿莲似乎想也没想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拨通了吴小军的手机。在说明了我的身份之后，吴很坦诚地跟我谈了30分钟。“闹大已经两个月了。我承认自己错了，但我不想失去我的家。就算是离婚，我也不会跟她结婚。她太凶了，每周要见2次，如果这周不见，下周就得见4次。她还把我们做爱的细节告诉我老婆，让我老婆感觉像吃了苍蝇似的……”
吴说，阿莲已多次威胁过要杀他，他也已经有所防范。他说他很愿意配合我，但要他与阿莲和好那是决不可能的事。“我答应你，以后不再拿‘洗眼’之类的话去剌激她。”
在这之后的5天时间里，我和阿莲每天都通电话。当我提出能否与她父母通话时，阿莲明确地拒绝了我。她的父母并不知道她有杀人动机，“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不想给他们再添压力。”这一句，让我看见了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——因为在阿莲的心里，并不是除了吴小军，就再也没有别的牵挂。“你不知道，每天我都要在妈妈面前强装笑脸，你不知道，我活得多累……”说着说着，阿莲就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起来！
5月20日夜里，阿莲要求跟吴“见最后一次”，吴应约而来。
“他的态度好了许多，这让我很后悔。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后悔不该说这是最后一次。我总是希望他对我态度好一点，让我经常能够见到他，这样，也许就能让我慢慢（从这段孽缘中）走出来。”
“他态度不好，你都难忘他；他态度好一点，你不是更难忘？”
“但他不能不承担责任啊，因为我是那样地爱他……”
“你爱他，那么，你所想做的事情，是不是为他着想过？”
“……可那是因为他没有为我着想。”
“这么说，你真正爱的还是你自己，对吗？”
“爱他，更爱自己。”
“对了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爱别人，更爱自己。正因为爱自己，我们才要对自己负责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吴是爱他的妻子和儿子的，也曾经是爱你的，但他更爱的是他自己。当他难于对自己负责的时候，他也就难于对你负责，所以他会承认自己错了，会感到内疚，感到后悔。而你在情绪激动时所想到过的极端行为，却首先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别人不对你负责，你也就不对自己负责？连你都不对自己负责，别的人又如何去对你负责？”
“可我心里出不了这口气。他那样对待我，我就会烦躁不安、暴跳如雷。他对我好一点，我的心情才能平静一点。”
“不过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往往是在平静的心态下才发现的呀！”
“你的意思是要我先平静自己的心情？……我试试看吧。”
1998年6月下旬，我最后一次接到阿莲的电话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到郊区的储蓄所上班去了，平常就住在单位里，通电话不方便。空闲时间，她准备复习自学考试的课程——过去的几年里，她只通过了3门。我告诉她，收到她寄来的电话费之后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又多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。
“我答应过你的，就应该做到。”24岁的阿莲笑着说了一句，“我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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